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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三多与奥尔森增长

  • 作者:天翼图书
  • 发布日期:2011-05-20

刘胜军

近日,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一审判决死刑。许迈永在当地有“许三多”之称:钱多(钱财两个多亿元人民币)、房多(八处)、女人多(数十人)。其实,“三多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标签,从原深圳市长许宗衡,到原铁道部长刘志军,都是毫无新意地重复。

许迈永、许宗衡、刘志军有比“三多”更重要的共同点。许迈永落马的主要“馅饼”是西溪湿地项目,许宗衡失足于深圳地铁项目,刘志军则陷落于衔?#37117;?#36827;的高铁工程。简言之,他们的腐败都与重大工程有关,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厅长被双规也是重大工程惹的祸。

这些现象,?#27492;?#20598;然,其实是当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之果。长期以来,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出口和投资,投资饥渴、投资依赖非常严重。2009年推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,更进一步强化了投资依赖症。2009年,我国投资增长了30.1%,投资率上升到46.8%,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,消费率则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(48.6%)。

在投?#26159;?#21160;型经济中,大量工程项目(铁公基、城市改造、房地产)的规划、设计甚至投资,都由政府部门主导,政府官员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支配权,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”。大批官员落马与投?#26159;?#21160;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无?#19978;怠?/p>

以投资为驱动力的增长模式存在天花板,那就是生产要素瓶颈。正如克鲁格曼(Paul Krugman)在1994年的经典文章“亚洲奇迹之谜”(The Myth of Asia's Miracle)中所指出的:通过投入扩张、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,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?#38469;八?#32852;经济的崩溃、东南亚金融危机,都是没?#21009;?#33073;这一规律的宿命。如今,我国通过?#27426;?#25193;大的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:在中国需求推动下,大宗商品价格飙升,中国买什?#35789;?#20040;就大涨;资源的无序开发导致严重水土资源破坏,大量湖泊萎缩、?#25945;?#28369;坡频发;环境危机愈演愈烈,重金属污染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一模式所带来的严重“外部负效应”,已臻社会承载力边缘,甚至威胁到了社会稳定。

出路何在??#24403;?#23572;奖得主索洛(Robert Solow)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,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,?#38469;?#36827;步起到了80%的作用,投资增加只贡献了20%。从依赖生产要素投资增加的粗放式增长,转向?#28304;?#26032;?#22270;际?#36827;步为驱动力的增长,这也是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核心要义。

遗憾的是,环视全球100?#25918;?#27036;,竟无一家中国企业。以?#38469;?#21019;?#36808;?#36523;全球一流企业的中国企业,可能也只有孤零零的华为一家。创新?#22270;际?#36827;步为何如此艰难?因为创新与?#38469;?#36827;步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取得成效,很容?#36164;?#21040;以下因素的冲击:第一,知识产权(?#25918;?#21644;专利)保护不力,尤其是假冒产品的盛行,导致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?#22351;?#20108;,劳动力、环境等要素价格的长期低?#28291;?#20351;得企业养成了低成本思维的惰性,没有创新的压力?#22351;?#19977;,垄断破坏公平竞争,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天敌,也是创新的大敌?#22351;謁模?#25919;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,导致企业热衷于寻租获利,而非创新。一旦看到有的企业通过搞定关系,就可以轻松赚到大钱,谁还有心思创新?

眼下,这四个方面的障碍表现得都很明显?#26477;?#20882;伪劣随处可见;富士康员工不惜“十连跳”以求解脱;环境污染触目惊心;石油、电?#35834;?#22830;企霸气如虹,国进民退令人忧心;政府掌握土地、IPO等关键资源,企业家不得不热衷于“讲政治”、“搞关系”,富豪榜沦为杀猪榜。

中国经济要转型,就必须消除上述障碍。要推动企业创新,就必须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?#28982;?#22659;。就此而言,政府自身的改革,已经成为经济转型成败之关键。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,致力于营造公平、透明的竞争环?#24120;?#32780;非?#27426;?#20171;入微观经?#27809;?#21160;。著名学者奥尔森(Mancur Lloyd Olson)指出,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,乃经济?#27604;?#20043;本。奥尔森指出,经济增长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扫除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障碍,特别是对市场和财产权利的束缚与破坏。要实现这一点,就需要“强化市场型政府”(market-augmenting government)。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、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?#21046;踉迹?#19982;此同?#20445;?#23427;还受到?#38469;?#32780;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,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“强化市场型政府”。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,为经济增长释?#21028;?#30340;活力,?#27515;?#22686;长可以称为“奥尔森增长”。可以说,奥尔森的洞察力,直指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,点明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涵。具体而言,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“强化市场”:消除央企垄断,确保公平竞争;打击假冒伪劣,保护知识产权;完?#21697;ㄖ危?#30830;保依法治国;深化改革,实现劳动力、环境、?#24335;?#31561;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;规范政府行为,尊重市场规律,以“无形的手”替代“有形之手”,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。

因此,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增长走向创新驱动,就必须选择“奥尔森增长”道路,政府必须放弃所掌握的过多资源过多权力,转向“强化市场型政府”,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真正挑战,也是消除滋生“许三多”制度土壤的根本路径。

(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?#24335;?#34701;研究院副院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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